摘要 以“围观-极化”的技术路线与吉登斯的社会行动理论构建出网络行动主义分析框架，对刘畊宏全民“毽子操”的健身动员过程进行参与式观察，并辅以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旨在将“千万人线上大联动跳操”社会现象置于社会结构中去理解与叙事。观察发现：刘畊宏的健身动员在由人与非人共筑的行动者网络中因行动与依附而存在；现代性制度在塑造刘畊宏网络顶流健身主播身份的同时也在塑造着制度本身。分析得出：“刘畊宏男孩女孩”实践意识上的身份认同致使“毽子操”短视频循环式快速传播；情感团结在信任场域的搭建下实现“男孩女孩们”的集体欢腾；以关系式动员所推进的线上全民健身指向家庭观念的较深处。“公众”在对刘畊宏健身动员进行数次不间断“围观”后的极化进路依次表现为“意识-行动”“情感-行动”以及“观念-行动”，此处的“公众”不单是研究贯穿始终的线索，相较于“群体极化”的概念更是被拓宽的实在范畴，它使得在中国社会里搭建以伦理关系为表征的线上健身动员框架成为可能。
被拓宽的“极化”范畴：刘畊宏全民“毽子操”健身动员的参与式观察
文 | 张越，杨海晨
（《体育与科学》2023年第2期）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刘畊宏”爆红网络，这个曾经“连周杰伦都捧不红的男人”靠着在抖音上直播跳操迅速成为业界顶流。20天内涨粉5000万，坐拥7000万粉丝，无数“刘畊宏男孩女孩”在线等待“批改作业”，魔性的动作、口号以及配乐更是引得各行各业的人们争相打卡挑战。刘畊宏全民“毽子操”以极化浪潮的形式携着“意外后果”的符码席卷抖音、微博、朋友圈等诸多社交平台，一场由刘畊宏所动员的“云健身”运动也正在从线上围观走向线下行动。刘畊宏虽然引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全民居家健身热潮，但他并不是线上体育锻炼的第一人。事实上，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除了老牌健身运动App——Keep外，在抖音、哔哩哔哩以及小红书等信息交互社区都能看到大量健身教练的录课视频与直播影像。据2022年3月31日官方发布的《抖音运动健身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粉丝过万的运动健身创作者人数已超6万，同比增长39%，抖音健身的直播大军已蓄势待发。在新冠疫情依旧肆虐的2022年春季，“居家健身抗疫”成为民众抵抗疫情风险的首要选择，该时期的“柒月形体有氧运动”聚焦中老年女性群体，深耕形体健身操，30天涨粉98.5万；“猫宁逆袭记”以自身为例发动百日减脂挑战，打造沉浸式健身体验，20天涨粉108万；“就你吃不饱”记录120斤与70斤姐妹花的减脂增重创意，颇具故事感，25天涨粉20万……在复杂且如此细分的健身赛道上，刘畊宏的粉丝数是怎样在短时间内呈现出炸裂式增长的？刘畊宏出圈后，抖音为顺应居家健身需求，从4月25日开始推出“抖音全民健身计划”，并联合苏炳添、武大靖等世界冠军，钟丽缇、李若彤、辰亦儒、张蓝心等演艺明星，以及帕梅拉等优质健身博主，试图引爆全民健身热潮。上述世界冠军和演艺明星的初始流量与知名度均远超刘畊宏，但为什么在抖音这场“全民健身计划”中却未能收获与刘畊宏相当的人气与粉丝数？研究者在对线上体育锻炼进行持续比较观察的过程中发现，第一代居家健身鼻祖“帕梅拉”仍占有相当多的话题与讨论，在既往的研究中，有学者以五种理想类型书写了青年女性群体的线上“帕梅拉”行为志，她们以广泛的参与和即时的表达在新媒体所搭建的社交网络中浮现出“群体极化”的特征。极化理论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该理论指出，群体的态度与观点比个体更趋向极端化。社会心理学的大量实验研究都印证了群体极化现象的普遍性，并指出该现象的关键在于群体互动过程。21世纪初，群体极化理论开始被政治学研究者所关注，他们并没有采用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将对“人”的关注从社会心理学范畴的“小群体”转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公众”，前者强调的是群体成员的组织化与空间纽带，后者则是将成员们的观点与意见联结在一起，转向的原因在于群体作为人类的存在方式构成了社会公众的基本单位，相应地，群体意见也就成为公众表达的基本形式。与此同时，研究者们也对“极化”的概念进行了更为全面的阐释，一致认为，极化（polarization）是与极端化（extremity）和激进化（radicalization）联系在一起的，但他们的争议或分歧却多体现在极化的对象是人们对某个具体社会议题的“非理性”看法，还是一般性的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极化的结构是一级还是两级抑或是多级的；在多级结构中，极化是不同观点的对立与分割，还是观点间的程度或距离等问题上。在由群体极化转向公众极化的极化研究大背景下，新媒体时代的极化研究延续着社会心理学与政治学的传统议题，却也有意跳出固有的分析框架，着眼于传播媒介、选择性信息接触以及社交语境下的社会背书。由此回顾疫情时代线上健身的极化脉络，从哔哩哔哩“帕梅拉”视频跟练到抖音刘畊宏直播健身，运动身体的“在场”方式已悄然发生变化，参与者更是由青年女性扩大到全民范畴。那么，定时同步“在场”的直播健身如何能够吸引更多的参与者？作为关键行动者的刘畊宏又是怎样凭借一己之力动员千万人健身，以至于线上体育参与者在性别结构层面发生松动，使得居家极化健身的实在而非分析范畴从“群体”扩展到“公众”成为可能？ 基于上述问题，笔者尝试在下文逐渐勾勒出网络行动主义分析框架，对刘畊宏全民“毽子操”的健身动员过程进行参与式观察，并辅以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旨在探寻疫情风险下，互联网络技术所能涉及的最大时空范畴内，由“刘畊宏男孩女孩们”所构成的行动结构中，千万人大联动跳操背后的单一极端化状态以及那个正在走向极端的过程。
吉登斯认为，在他之前没有真正的行动理论，他不仅将行动视作持续绵延的流动状态，更是将行动本身视作一种能动行为。他的社会行动（能动）指向的是事件世界，包括行动者本身、情境的社会和物理特性、他人的行动即能动对象等。行动者通过对第三者进行反思性监控，适时调节自身的行为，以期符合特定的情境要求与规范。而现实中人的行动并不是都被赋予某种明确意义的，吉登斯在无意识与有意识之间抽离出一种实践意识，并将行动者的意识结构划分为无意识、实践意识与话语意识三个层次。有意图的社会行动导致出乎意料的后果是人类活动特有的现象，吉登斯将行动的意外后果范围扩展到风险，在现代性遭遇下，风险心理又与信任交织缠绕，“风险与信任（驯服风险的不确定性方法）不断增加的重要性相关”，信任的思量基点在于如何通过预测或评估的方式来规避或降低由特殊行为所引发的风险，而其达成前提是行动的合理化，即行动者对预期他人所提出的问题都具备为行动说明缘由的能力。在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中，行动者合理化抵抗病毒的健身行为可以被视作一场社会革命，行动主义的必要性在于如何在短时间内利用有效动员快速形成社会团结，以整体的力量来抵抗社会风险与风险心理的双向冲击。实践意义上的行动主义(Activism)通常指个体或其集合给社会、政治、经济带来改变而对现状进行挑战的实践。伴随着大众媒介的兴起，行动主义被冠以“媒介”的限定前缀，媒介行动主义（media activism）这一概念虽有所限却也广博，它的研究对象已完成了从报纸、广播、电视到互联网的媒介平台演进。笔者所要讨论的网络行动主义隶属于媒介行动主义，有学者将其概念界定为“缘于不同形式的行动主义，公民运动者使用例如社会化媒体特别是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电子传播技术来促进更快的信息流动，使得本地信息向更广大受众的投递成为可能”。Sandor Vegh将网络行动主义细化为三个主要方面:觉醒/倡议(Awareness/Advocacy)、组织/动员(Organization/Mobilization)、行动/反响(Action/Ｒeaction)。其中网络动员是以互联网为媒介，在缺乏专业领导者的弱组织化状态下所进行的一种社会运动，其区别于传统社会动员在于动员工具的网络化，主要特征表现为动员成本低廉、主体隐蔽、过程互动以及能力超强。付晓静、王斐曾就网络动员在全民健身中的应用提出，政府或群体宏观意义上的网络动员主要流程为：话题拟定阶段、网上组织阶段、网下实施阶段以及信息反馈阶段。而初始时没有正式组织策动、无规范结构甚至目标诉求模糊,且由个体、小群体或人际网络推进的刘畊宏全民“毽子操”健身动员被研究者视作微观维度上的网络动员。网络微动员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动员形式在动员的主客体、目标、议题、方式、工具等诸多方面都呈现出与传统网络动员差异甚大的结构性特征，且刘畊宏全民“毽子操”的极化范畴也已冲破既往研究的固有脉络。网络动员的运行依赖于围观与极化的助力，吴闻莺就微博舆论聚合效应指出，围观、极化、动员是双漏斗型模式的三个动态过程。极化现象产生的首要前提在于“围观的力量”，网络围观按照事件的影响力以及网民对事件的关注度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如鲁迅笔下的看客般闭眼地看；二是作为普通旁观者抬眼地看；三是积极参与事件传播过程中的义眼地看。第三类围观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媒介生态体系的建成，使得各类网络社群不再委身于虚拟空间，进一步在现实生活中参与社会、联结社会。刘琼认为“群体极化”现象是动员持续进行的“助推器”，“滚雪球效应”促使更多“抬眼看”的围观者转向“义眼地看”并逐步卷入动员活动，使得网络动员以线下行动的方式进入高潮阶段。但上述研究“极化-动员”“围观-极化-动员”的分析路径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事件发展的历时性以及关键要素的层垒叠加，笔者认为健身动员在刘畊宏全民“毽子操”现象级事件中并非最终结果而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为此试图以公众“围观-极化”的技术路线尽可能还原刘畊宏健身动员由初始到高潮的故事线。与此同时，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中的社会行动相关论述为笔者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在新冠疫情自然风险与互联网技术物理特性之下应运而生的居家健身直播为研究创设了情境的社会，其间笔者首先带着“刘畊宏是谁”“谁被动员”的疑惑关注事件世界中的行动者与能动对象。现代性晚期个体分崩离析的社会角色与地位要求笔者将刘畊宏的生平置于个体化进程中来考量其行动者身份的达成，相对应的，能动对象的社会行动也需要以“身份”来切入。在身份被建构后，对于健身动员的效果分析是以“信任”为基点展开的，这是因为信任不仅是一种心理状态更是一种交往行为，只有将信任心理纳入实践当中，才有可能在刘畊宏及其“男孩女孩们”的社会行动中发现动员的力量。由此构建起来的网络行动主义分析框架将通过明（围观-极化）暗（社会行动）线索的处理着眼于“微”的维度，把人们看待体育锻炼的视角转向弥散式的网络，重新发现隐藏于民间的微弱声音。
建构主义认为，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局外人”，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一种“参与式观察”，研究者只有成为社会世界的一部分，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世界。在刘畊宏全民“毽子操”健身动员场域中，笔者以“作为观察者的参与者”于2022年4月6日至2022年5月25日观看了刘畊宏近40场健身直播，直播间内刘畊宏夫妻的身体展演、话语动员、粉丝留言等是观察的重点。刘畊宏作为媒介存在的“现实的人”，一定程度上已呈现出“同人我”的新局面以及“合天人”的新景观，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刘畊宏全民“毽子操”向受众提供了诸多议题，故与其相关的各类媒介文本亦在记录之中。与此同时，“刘畊宏男孩女孩们”在微博、知乎、朋友圈、哔哩哔哩等社交平台的热议为研究者提供了直接的文本来源，但若想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工作，仍需辅以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法。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是在粗线条访谈提纲的导引下，受访者经由交谈与陈述坦露出研究者无法直接观察的事件、情绪、意义与感知，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中建立起会话内容并被带领进入受访者的生活世界。质的研究建立在立意取样的基础之上，故依据样本特性选用“强度抽样”策略，在茫茫互联网中抽取具有较高信息密度与强度的个案通过微信对话的方式来获取访谈文本，其目的不在于推论和证实，而是展示与说明。
特定时空与具体背景构成了所谓的情境，其对人的情感、意识及行为有着直接的刺激作用。新冠疫情的突发使得中国社会迅速陷入共识性的危机情境当中，现代社会复杂的结构性特征、新冠疫情的突发性风险以及疫情防控的不确定性因素都成为公众日常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应激来源。人际隔离目前仍是降低疫情风险的单一且有效手段，处于社会风险与心理风险双向冲击下的“风险经历者”纷纷以自身行动做出解释性应对策略。在我国中高风险地区，行动者已由“居家隔离”的被动防御走向“居家健身”的主动健康，而在互联网的巨大辐射面向与“十四五”时期全民健身发展的形势要求下，公众对于自我身体也产生相应感知，“抖音直播跟练”在短时间内成为全民体育参与的最新潮流。运动身体在媒介传播中经历长期离身后，又重新以视频的方式再度具身，最初经由技术赋权的青年女性成为拥有两具身体的“赛博人”，表现的身体以运动着的姿态出现在屏幕一端，再现的身体则通过符号学的标记快速“飞”过屏幕。区别于青年女性运动身体在“帕梅拉”视频跟练中的不定时在场与延时性互动，抖音“全民健身计划”直播中的身体表现为同步定时在场，几乎在除去深夜的任何时段，抖音上都会有各异风格的健身主播以影像的方式闪亮登场，而粉丝们则以头像、等级、徽章、进场座驾的共同表征与同步运动着的实在身体“置身”于多重情境之中。在绝大多数时候，怎样构建出一个独具特色的直播健身情境，是万千草根主播、世界冠军、演艺明星在行动之初就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此时的同步性媒介中，刘畊宏率先以“疫情居家”“传递健康”“享受人生”“家庭财富”等焦点互动打破传统健身直播教授动作、链接卖货的固有范式，仅以身体展演与话语互动的表演框架维系着大众媒介时代与全民“毽子操”参与者的社交关系，由此，“刘畊宏男孩女孩”一方面以表现的身体在物理情境中重塑肉身与观念，另一方面他们也经由再现的身体编织出超越阶层、地域以及空间的关系网络。这一表演框架虽也被其他演艺明星所沿用，但却因话题的重复与受众的疲劳难以实现内容与形式上的超越。媒介已成为我们拥有“世界”的基础，“流动的现代性”使得行动者不断跨越预先设定的结构界限，刘畊宏抖音直播已从最初“陪老婆健身”的个人行为扩展到动员全民健身之势，直播时空的阈限性情境也重组着行动者网络，行动者不再完全以“人”的形式出现，而是可以拓展到依附特定网络联系而存在的某种实体。抖音作为“非人”的行动者在刘畊宏出圈事件中起到中介与载体作用，可以说正是由于平台的三次“封禁”让刘畊宏在应对中以巧思出圈，值得一提的是某次由于身材太好被平台判定“擦边”而误封直接导致爆火“名场面”——夫妻羽绒服直播跳操的诞生。由于网络中行动者的不可化约性以及促使他者行动的能动性，人与非人之间的交织缠绕并不是某种限制或束缚，而是协同一致的创造性。刘畊宏与抖音平台所建立的联系越多，这一集合的链条越长，刘畊宏在“线上体育参与者”眼中的形象就越为真实、可靠。行动者网络之所以强调联系的共生合作，主要是为了批判既定话语所预设的二元论调，行动者间的联系既不是支配与规训，也不是绝对孤立、全然无涉，疫情风险、健身战略、抖音平台、刘畊宏夫妻以及男孩女孩们所形成的网络是知识、经验、实践皆可以循环流通的回路。刘畊宏存在于这样一个有序网络之中，他的行动既非完全自主，也非完全被动，而是通过依附于网络中的其他行动者，经过协调、修正、转译后显示出轨迹与逻辑，进一步而言，刘畊宏的健身动员是因为行动而存在，也正因为依附才存在。“‘掏空你身体’的刘畊宏，凭什么火？”“健身博主千千万，为什么火的偏是刘畊宏？”“刘畊宏女孩，都中了什么毒？”，背靠行动者网络的刘畊宏火速“出圈”后，诸如此类的媒介议程已屡见不鲜。现象的本质的确耐人寻味，但在极化萌芽的初始阶段，众人抬眼看向的皆是行动者的身份。明星效应是各行各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抖音平台的走红也始终伴随着明星的参与，在这场“全民健身计划”中抖音一如既往地借明星效应以动员，世界冠军直播健身的专业性毋庸置疑，有着健身经验的演艺人士的直播也自带话题与讨论，但却是曾经连“周杰伦都捧不红”的刘畊宏顺利坐上了网络顶流健身主播的宝座。基于身份来讨论这一问题的话，世界冠军与演艺明星相对标准化的生平模式让“他/她是谁？”的问题得以以简单答案的形式呈现，而于刘畊宏而言身份的寻求则是一场暴露在公众视野中持续不断的斗争。身份与认同已成为当代人经验的焦点，成为必须处理的重大问题，为适应社会生活中不断出现的冲突，个体需要从社会结构中反复剥离，时常反观自己的生平，并在必要时加以修改与重建。“今天的自我身份已成为一种反身性成就”，刘畊宏抖音个人页面上根据时间脉络呈现出“演员”“歌手”“健身教练”以及“三个宝宝的超人爸爸”四种身份标签，而对于刘畊宏网络顶流健身主播的身份建构也必然要考虑其生平的意义，否则便不可能在个体化论题中考察身份的作用。从某种意义而言，个体对于生平身份的构建无法诉诸预先存在的理想模型，标准或传统越是失去控制，日常生活越是在辩证中被重建，就有越多的人被迫学习如何创造生平叙事，并制造抽象原则以证明决定的正确性。在由网友共同编辑的百度百科词条中，刘畊宏的生平以时间轴的形式被简要呈现，其履历表中身份的一次次转向似乎无迹可寻，但在笔者通过媒体对话了解到刘畊宏跌宕起伏的生平后发现，“晚期现代性”的出现已使得关乎阶级、性别、身份的传统观念不再将人们引向既定的道路。在当下的大多数情况下，阶级作为各种来源的约束已不再被单纯地作为阶级来体验，作为集体命运的经历愈来愈少，个体化的阶级通过个体的生平表现出来。当刘畊宏从集体结构的确定性中解脱出来时，他的日常生活就处于一种无穷尽的决策过程之中。出道遭冷落后疯狂健身练就“硬汉”形象；经历车祸意外后找寻人生意义；做生意亏损千万后重回娱乐圈；为兑现承诺婚后事业陷入低谷；经历爱情考验后喜迎三子；精准定位后健身事业迎来高峰。刘畊宏的人生故事从多个面向佐证了“生平摆脱了戒律与确定性，摆脱了一般的道德法则与外部控制，变得开放且依赖于决策并被指定为每个人的任务”，但在个人主义与全球化的快速进程中，身份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人们往往不得不匆忙做出决定。回顾刘畊宏个体化的生平，发现其中包含着“脱嵌”与“再嵌”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即一方面，他可以为自己、为家庭而活，建立自己的生平；另一方面，这种相对自由也由大众审美、资本市场、政策导向的前提所决定。尽管现代社会的“去制度化”动摇了各类社会制度的稳定性并使其范围缩小，个人选择与决策的范围不断扩大，但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依旧受限于社会结构与规范。而风险社会不断变化着的准制度与大众传播架构可以借由个体向生活中注入某种稳定性，现代性制度塑造自我身份新机制的同时也在塑造着现代性制度本身。刘畊宏在承认这种结构性制约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行动者的能动性，通过有力的作为，在疫情时代直播健身的赛道上一枝独秀，但由于现代性晚期“产生并允许共存的权力太多，任何一方都无法长期掌权”，且特定制度的影响总是短暂又存在局限，故在谈及“疫情结束后，如何看待直播间健身人数的下降”时，刘畊宏这样答记者问：“几个人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已经带出影响力了，也许大家未来会忙，没有关系，希望大家现在练好了，之后能去户外就赶紧去户外……不用一定要到我的直播间，我先把你的身体练好,让你预备好可以到户外去，就像在学校学东西一样，学好了之后就去外面享受你的人生……”
5.1 迷因之下：“男孩女孩们”的身份认同
在以自反与他反的形式回溯刘畊宏的个体化生平后，原本只做抬眼看的围观者们开始了加入直播间的切实行动，作为能动对象的他们在刘畊宏的话语动员下纷纷以“刘畊宏男孩女孩”的身份标签强化集体认同。身份认同的基本内涵指向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在传统社会中，出身首先决定了人的身份，其次是消费方式，而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则是经由消费建立起与他人的关联以及身份上的认同，消费行为已率先将文化的意义内化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刘畊宏的抖音全民健身这一计划的实施就是中等强度的有氧健身操间歇训练借由互联网所形成的一种媒介消费：首先通过居家环境、身体展演及语言游戏带给线上体育参与者强有力的视听冲击以实现健康输出；其次开始在身体消费的状态下构建出参与者“刘畊宏男孩女孩”的身份特征；最终在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形成观念或文化上的认同。刘畊宏对于参与者身份的建构源自“饭圈女孩”的反向凝视与“女性向”消费，女性粉丝虽是中国“饭圈”的主力军，线上体育锻炼起初也是由青年女性群体所主导的，但抖音“全民健身计划”目标的实现绝不会仅依靠单一性别来完成，刘畊宏夫妻合力的线上表演成为参与者们反观自身的镜像，且“男孩女孩”的年龄低幼化假象也为参与者们描绘了一幅幅青春、活力的运动图景。这一直播形式虽被其他明星夫妻模仿借鉴，但由于后者专业化程度不高且缺乏新意，便在网友的吐槽声中不了了之。而体育追星“饭圈化”则在近几年暴露出诸多弊端与风险，为避免线上体育锻炼脱离体育特点、偏离体育运动、抛弃体育精神，世界冠军在直播情境中多讲究科学训练，并有意识与粉丝保持距离。那么此时，有且仅有作为扩散性受众的“刘畊宏男孩女孩”已不仅是“健康生活”观念的接收者与全民“毽子操”单方面的行动者，他们在消费媒介的同时也在利用媒介影像进行身体表演，并经由这种表演强化身份讯息，寻求他人认同。刘畊宏“批改粉丝作业”的动员行动一度使得“男孩女孩”们跳动着的身体以景观的样貌呈现在全域视野之中，随之而来的是海量的、原子化的用户们的主动参与与争相模仿，“毽子操”“模仿拍摄”模式成功揭示了“模仿”机制在社交与共同文化生产中所能发挥的最大效用。基于互联网迅速、广泛传播的抖音短视频可被纳入互联网迷因（Internet meme）范畴，“迷因”一词，是英文单词meme的音译，源自古希腊语mīmēma,意为“模仿的东西”，又被译作“模因”，本研究中互联网迷因的原材料是刘畊宏“抖音全民健身计划”直播内容，其中类似于“踢毽子”的健身动作搭配上《本草纲目》音响运动的节奏律动再辅以“腰间的肥肉咔咔掉，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的动员口号，借由刘畊宏的短视频生产与用户的混仿、再创作和传播产生出诸多衍生物。传播过程中，明星、网络红人、“大V”等皆处于关键节点位置，作为“行为领袖”的他们不仅传递着原有的健身热点，也在与平台的合作中有序生产着新的话题，但能被刘教练点名表扬的只在少数，大多数参与者怀着被点评的期待主要通过接受他人的瞩目与互动产生反馈强化，作业提交者在平台收获自我表达所产生的满足感与愉快感后，情感能量代替实质性的经济回报鼓励参与者再生产。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迷因繁殖的内驱动力为个体的模仿意愿与行为，诚然，模仿是生物的本能，模仿行为的自发性也是人生物性特征的表现，“毽子操”抖音短视频热点的形成是“建立在模仿行为之上的社会交往”模式的实践，人们在尝试融入主流健身圈或成为主流文化一部分时，首要的行为就是对其他个体的身体动作进行模仿。模仿就像生物基因通过自我复制完成体征的进化一般，无疑是成本最低、效果可见的极佳方式，个体为避免成为疫情时代的边缘人，就必须对当下主流健身文化的外在表达、行为姿态、仪式动作等做出适宜反应。在充斥着身体消费的媒介环境下，公众通过观察“刘畊宏男孩女孩”的表演行为以习得风险情境，随后跨越阶层的个体采用相似的动作、音乐与口号进入共同话语体系中，并基于循环往复的情感激励与免费表演，在互动仪式链条的极化表现中以隐性的动员手段吸引他人加入“抖音全民健身计划”。
5.2 私域前置：风险情境下的情感与生活
疫情风险之下健康码的即时赋予与现实身份之间构成了所谓现代性的张力甚至冲突，生活的流变与情感的涌现驱使人们在狭小房间内以“健身抗疫”的集体行动追寻所谓“刘畊宏男孩女孩”般非真的身份。“封在家里，有些人没饭吃，有些人吃泡面，有些人吃大餐，但只要会用手机，那么就都是刘畊宏的女孩/男孩。”（Z，女，上海）“家”的概念与“在家”的经验在疫情风险下被重新配置，随着家庭成为“几乎所有事物的密集场所”，私域与公域空间的边界开始模糊不清，社会阶层也通过家庭的镜头被过分放大，“在家”所指发生巨大改变，但“数字鸿沟”的弱化假设表明，赛博空间能为多元化的个人主义提供崭新进路，阶层与阶级的存在结构已濒临瓦解，换言之，即使身处疫情风险中的“家庭”场域，传统的阶层化特征也能通过抖音等信息技术工具的使用在刘畊宏“全民健身计划”中被逐步淡化，虽然这一状态是由年轻人所引导的。“他们（指刘畊宏、王婉霏夫妇）被困在家里，我们被困在宿舍，都一样，他也不卖货，这些年挺曲折，他老婆瘦了那么多，他是真的想把健身知识还有一些他对生活的感悟带给我们，好让我们一起渡过难关。”（W，女，湖北）“公共”意味着开放到接受任何人审视的程度，而“私人”则是由家人与朋友所构成的、受到遮蔽的生活区域。刘畊宏或是出于疫情管控，或是为满足受众的窥视欲，选择将直播健身场景置于家庭化的私域空间之中，这使得原本被明星十分看重的、作为私人生活后台的“家”被彻底地暴露在公共视野之中，转变为他实现“网络顶流健身主播”身份的表演舞台，当然直播情境并不是刘畊宏生活后台的全然前置，他所展现的大多是反复排练、操演后的“生活世界”。疫情风险与直播情境形成了“刘畊宏男孩女孩”现代信任的基本存在场域，区别于传统社会亲缘关系所带来的惯例性信任，新媒体时代认同的主要形式表现为新人际信任与系统信任（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所构成的脱域信任。刘畊宏与粉丝从地域性关联中脱离出来的社会交往首先基于刘畊宏多年健身知识的储备；随后众人将目光聚焦于其起伏的人生后又催生了种种意难平；而刘畊宏夫妻至今尚未直播卖货的健身动员行动（非典型商业行为）更是收获了一众好评;王婉霏直播前后身形的对比也无疑强化了“男孩女孩”对于刘教练健身效果预期的确信，当粉丝们对健身的认知性因素与道德、情感搅作一团时，只要承诺没有到达令人懊悔的预期，那么都是值得信任的。“在这种时候，有这样一个人，无条件地鼓励你、陪伴你、带动你，多难得啊，我们直接给他直播投屏，一整个操场的人一起练。”（H，男，北京）疫情反复肆虐下，公众的焦虑与恐慌在刘畊宏、王婉霏夫妻乍现的情感鼓励中稍稍得以缓解，当我们的本体安全系统受到威胁时，兼作宾语与主语的“加油”就成为刘、王夫妻二人频繁使用的语词之一，情感团结召唤下“无须言明就知道如何进行的那种意识”随着时间推进与正向累积自动演化为情感的单向度极化。身处校园的被访者H利用线下世界“通过仪式”的进入功能暂时性地摆脱了那种“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到达一种反结构性的“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之中。网络世界中“刘畊宏男孩女孩”们的集体欢腾所对应的是封控生活的单调无聊，在终极现实依旧坍塌、个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风险社会，操场上、宿舍里或是客厅内每周日、二、三、四晚间19：30与周六早晨9：00例行跳动着的实在身体与直播间内同频的百万大军即是巴赫金意义上的节日、集市、狂欢节中的人群，他们意在通过身体日常的出汗、酸胀与疲劳追寻一种实践意识领域的极化情感，一种“狂欢式的世界感受”。
5.3 伦理本位：代际互动间的家庭体育观
“如果你是刚刚进来的粉丝宝宝，记得先点关注，把我们的直播间收藏好，再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如果你是通过朋友分享进入直播间的，那说明你的那位朋友是真的爱你，关心你的健康……”身体极化景观之下的人际网络与健康资源在刘畊宏健身动员过程中相互作用，其动员的关键目标在于形成一个具有高保护功能与高网络密度的社会群体。社会网络本身强大的资源吸附能力体现在关系本身携有一定的势能，而人对于关系的期待并不局限于利益方面，更多在于融入网络并使自己身处相对稳定的亲密团体之中，“刘畊宏男孩女孩”间的网络密度越高，被动员成员就会越少地选择忽视或逃避参与线上体育锻炼。刘畊宏以关系展开的社会网络动员首先在于建构出“毽子操”的健康意义，人的行为选择通常是一个需要解释的过程。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并不需要对大部分的行动做出解释说明，但行动者必须具备对其进行解释的能力，刘畊宏与粉丝之所以被称为动员者是因为他们对预期他人所提出的问题都具有为行动说明缘由的能力。刘畊宏直播间的主动预设问题与答粉丝问以及粉丝向他人“安利”时的种种话语表现都印证了吉登斯行动理论中的“合理化”，解释与行动的主体是行动者本身，解释的依据是合理化，即对自身动员行为是否符合道德、科学、政策等做出有力的说明。而情感性关系式动员的优势在于能动对象（被动员者）基于信任会尽可能地听取行动者（动员者）解释线上体育锻炼的意义，在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信任最初无可置疑的熟悉性虽被抑制但不会被完全消除，风险情境下刘畊宏与粉丝间的信任达成是基于抖音直播的脱域性质且通过共同在场的方式构筑的，而粉丝对于身边家人与朋友的动员仍是依赖于传统血缘关系与制度化的友谊。“我们家里人都有运动习惯，但平时都各做各的，是因为直播跳操才一起的，跟我爸说半天他才加入，一想到他跳操的样子就觉得好笑，他跟刘畊宏丈母娘运动量差不多，不能做多，反正挺有意思的。”（D，女，河南）刘畊宏在动员中期不满足于将场景化的“家庭”呈现给观众，他将丈母娘带进全民健身动员的示范行列，使直播情境更显家庭的具象意蕴。作为家庭体育主体的被访者D以刘畊宏的家庭健身情境为运动范本，在“毽子操”健身动员过程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展开劝说式动员，目的在于使其父母逐步认同跳操的锻炼价值并付诸实际行动。作为血缘共同体的家是人类社会的初级团体，梁漱溟通过分析中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性指出，“重家庭”是中国文化异于西方文化的重要表征，“家庭在中国人生活里关系特见重要，尽人皆知; 与西洋人对照，尤觉显然”。中国自古相传“四海兄弟”“天下一家”的超旷意识是以伦理来组织社会生活的，刘畊宏将家庭关系的推广在全民“毽子操”的健身动员过程中最大化发展，他所设想的高保护功能与高网络密度的社会组织由近及远更引远而入近，没有边界且不形成对抗。家庭伦理生活极大地填补了中国社会宗教的缺乏，宗教之所以能稳定人生，一方面在于从身体起念，另一方面在于超越身体。中国伦理安身立命的宗教功能在刘畊宏这里成为全民健身的动员手段，他以直播健身为契机紧靠中国式宗教，基于体育锻炼的肉身现实更拓远一步，使“男孩女孩”从家庭观念的较深处寻取人生意义。目的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广泛入侵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继而引发诸多非理性结果，即表现为自由与意义的丧失。但群众体育发展的参与困境在刘畊宏这里却似乎被轻松破解，此处的困境并非指作为个体的民众参与体育锻炼所受到种种条件的制约，而是指民众将身体活动、体育锻炼生活化，将其融入生活世界，并作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艰难与不易。刘畊宏的抖音直播影像借以家庭的具象意蕴直接赋予了个体、群体甚至公众更多显性的、即刻的价值与意义。中国之所以以伦理组织社会，是由于先人发现人类真切、美善的感情发端于家庭，亦培养在家庭。故刘畊宏面对疫情风险下羸弱的肉体与涣散的人心，便以“责任伦理”与“心志伦理”加以强化动员。所谓心志伦理，看重的是行动者的意图、动机是否高尚、纯良，而责任伦理强调的则是建立在以人为本位的道德基础之上的目标手段以及目的性过程。刘畊宏最初只因管控在家，开直播监督家人的健身行为被“男孩女孩”判定为“单纯”动机，而至今直播不带货的非典型商业行为更是博得一众好感，“他是真的为了我们好，我挺喜欢听他聊天的，他不火，我们也要让他火”。（F，女，安徽）而语言作为刘畊宏全民“毽子操”健身动员的首要机制，其承载的不仅是单方面的健康话语输出与运动安全提醒，也是有氧健身操这种中等强度间歇训练中休息时的趣味与调剂。公众在围观过程中基于行动者间的广泛联系以及刘畊宏个体化的生平模式初步建立信任机制，而后信任一旦在情感与行动的极化表现中达成，些许质疑的声音便被群体的力量扼杀在萌芽状态。值得一提的是，刘畊宏带动两岸民众的健身热潮后，台媒的趁机抹黑激发“刘畊宏男孩女孩”以网络民族主义的保护姿态直面所谓的“酸言酸语”，但笔者依旧认为刘畊宏全民“毽子操”的极化表现是单向度的，这是因为少数人对于刘畊宏走红的怀疑与嫉妒在“男孩女孩们”的强力攻击下不足以成势。刘畊宏全民“毽子操”健身动员过程中“围观-极化”的反复推进，使得线上体育参与群体在固有的性别结构层面上发生松动。《青年女性运动身体的在场、互动与意义生成》一文中展示了一个由沉浸于数码科技喜悦中的赛博女性主义者所搭建的颇具乌托邦性质的网络社区，研究中的青年女性群体虽拥有不同身份却在社区内部跨越阶层属性以姐妹相称，但或是出于对虚拟女性运动社区的保护，又或是受桎于体育运动中的性别二元对立，部分女性向外筑起高墙以弹幕符号的形式对异性恋矩阵中男性的加入表示抗拒。受访者的线上体育参与路径大多是由“帕梅拉视频跟练”转向“刘畊宏抖音直播”的，她们在选择间自由切换着流动的身份，“做帕梅拉的时候，我就是‘帕姐的迷妹’,跳刘畊宏的时候我就是他的女孩，我都挺喜欢的，刘畊宏的氛围好，跳的时候我挺愿意叫上家人一起的，但感觉帕梅拉不太适合他们”。（Q，女，重庆）刘畊宏由关系式所主导的健身动员在抖音平台上的公众传播致使极化研究的实在范围扩大化，隶属于何种“群体”不再作为线上体育参与极化的争论点，其中作为突破点的“公众”也不单单是极化研究的一条线索，更是一个摒弃了媒介中心主义的新着眼点，使得在中国伦理社会里一个以关系为表征的健身动员分析框架成为可能。
囿于媒介中心主义的传播基本指向主动或支配地位的媒介如何对处于被动或从属地位的群体产生影响，而刘畊宏全民“毽子操”健身动员的“公众”范畴将笔者的视线由传播的“效果”转向“结果”与“过程”的研究，“毽子操”的传播“结果”指健身动员的最终表现，即公众在该传播结构下的行为取向与意识形态。“公众”在对刘畊宏健身动员进行数次不间断“围观”后，先后出现了“意识-行动”“情感-行动”以及“观念-行动”上的极化，情感与观念的极化虽是研究者根据小样本访谈所展现的理想阶段，千万个“男孩女孩们”的行动表现可能停驻在上述三种的任何阶段，但这并不妨碍笔者在“围观-极化”的过程中讨论刘畊宏的健身动员形式。 刘畊宏能在一众“草根”健身主播中脱颖而出得益于其曾经的明星身份，而在与世界冠军、演艺明星的流量较量中，他则以独具一格的直播健身情境、非标准化的生平选择模式以及对粉丝群体的身份建构连连取胜。刘畊宏的抖音直播间已然成为社会动员的“现场”，动员的传统藩篱被新媒体时代逐渐打破，“男孩女孩们”日趋常态化的网络微动员也使得原本“沉默的大多数”在赛博空间积极进行身体展演，进一步使“毽子操”成为公众参与体育、连结社会的重要方式。理论上网络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具备潜在的健身动员能力，毋庸置疑，刘畊宏是这场全民“毽子操”健身动员的关键行动者，而在更广泛意义上作为客体即被动员者的“公众”在研究者的观察中也会基于信任反客为主成为网络微动员的主体，这使得原本作为被动员者的“男孩女孩们”在刘畊宏所呼吁的关系式动员中转为动员者向家人、朋友进行“毽子操”的安利与分享。单向度的线上体育参与极化源于“健身抗疫”的共同实践，它得益于中国伦理社会“天下一家”的超旷意识。国内诸多研究都将“极化”与“乌合之众”相联系，或显或隐地将勒庞笔下群众盲从、易受暗示、易受感染等心理特征作为群体极化产生的心理机制。“非理性”虽早已被视作群众心理的核心特质，“无论是小群体还是社会公众的极化，其本质都是非理性的”，但显然，刘畊宏全民“毽子操”健身动员过程中所呈现的单向度公众极化不可被简单视作“群体极化”经典论调中“群氓”式的同声相应。集群行为的理性与否，取决于其行为的具体形态以及形态所处的发展阶段。在刘畊宏健身动员“意识-行动”的极化阶段，“男孩女孩们”于“毽子操”短视频迷因下为避免成为疫情时代边缘人的主动迎合，虽非精心思考后所采取的积极行动，但也绝非“集体无意识”的本能状态。而“情感-行动”的第二阶段也恰恰佐证了赵鼎新所提出的“集体行为既包含了理性，同时又具有情感因素，二者往往相互交织”。单向度的极化往往以达成共识为目标，第三阶段“男孩女孩们”基于家庭关系所展开的劝说式动员不仅是韦伯意义上的“合理化”，也更显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特征。充斥着理性主义色彩的全民“毽子操”健身动员以弱组织化与民间性的特征焕发出勃勃生机，刘畊宏“自下而上”进行的网络微动员无疑为我国《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的推进注入了新鲜血液。在新媒体时代与体育强国背景下，后续如何基于不同维度，利用多种模式，构建起“线上+线下”全民健身动员体系，仍需学界共同努力，尤其是经验研究方面的创新。
原文刊登于《体育与科学》2023年第2期，已于中国知网发布，如果其他媒体或机构转载，请标明文章出处。
文献引用格式：
张越，杨海晨.被拓宽的“极化”范畴：刘畊宏全民“毽子操”健身动员的参与式观察[J].体育与科学，2023,44（02）：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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